四川恒通動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人在檢驗獸藥制劑產品質量。視覺中國供圖
◎本報記者 沈 唯
中獸醫藥自古便在我國畜牧業發展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，是華夏大地千萬年來保障食品安全、環境安全與可持續發展的獨特法寶。
“中獸醫藥與中醫藥同根同源、一脈相承，共同組成了我國傳統中醫藥科學技術體系。”日前，在香山科學會議第766次學術討論會上，中國農業科學院原副院長、研究員馮忠武提出，中獸醫藥應更好地服務農業現代化，為保障百姓餐桌安全作出貢獻。
與會專家一致認為，要與時俱進創新中獸醫藥研究，提升中獸醫藥在我國動物生產中的應用，加快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動物綠色生產體系。
加快構建創新體系
2019年，農業農村部發布第194號公告，提出“自2020年1月1日起，退出除中藥外的所有促生長類藥物飼料添加劑品種”有關要求。這意味著我國從2020年起，全面禁止飼料中添加抗生素，在動物食品源頭遏制抗生素濫用。
與此同時，有關部門也發布了《全國獸用抗菌藥使用減量化行動方案（2021—2025年）》，明確到2025年末，50%以上的規模養殖場實施養殖減抗行動，建立完善獸藥安全使用管理制度并嚴格執行，做到規范科學用藥。
面對飼料端“禁抗”和養殖端“減抗”的迫切要求，畜牧業該如何應對？對此，中獸醫藥能夠給出多種“減抗”“替抗”的解決方案。
中獸醫藥的起源，可以追溯到人類開始馴化野生動物并將其轉變為家畜的時期。中國農業科學院蘭州畜牧與獸藥研究所研究員楊志強介紹，早在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，我國就已有“馬醫”“牛醫”。在家畜疾病方面，我國也有“牛瘍”“馬肘潰”“馬折膝”等相關歷史記載。
資源廣泛、防疫保健、低殘留、低毒副作用、低耐藥等是中獸醫藥的顯著優勢。在馮忠武看來，中獸醫藥的理念就是治未病，能讓動物少得病、不得病。只有在養殖端少用藥，才能保證動物產品端零殘留。
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研究員戴小楓認為，以飼用中草藥替代抗生素的動物綠色生產體系亟待建立。藥食同源的可飼用天然植物，正是合適的“替抗”產品。
然而，隨著現代科學的快速發展和現代獸醫學的傳播，中獸醫藥科學的發展逐漸受限。楊志強總結，問題的核心就是“傳承不足，創新不夠”。
一方面，社會普遍對中獸醫藥科學理論的認知較淺，越來越多的人只關注中獸醫藥的物理效果，“棄醫存藥”的現象普遍存在。另一方面，中獸醫藥學創新乏力，比如對重大科學問題缺乏系統性研究，相關科學技術的創新體系尚未完善等。
為促進中獸醫藥創新發展，楊志強認為，應廣泛應用現代中藥基因工程技術、中藥發酵工程技術、中藥細胞工程技術等先進技術，提升中獸醫藥產品的科技含量。此外，還要加快生產工藝創新，提高現代化、自動化和智能化水平，提升中獸醫藥產品質量和市場競爭力。
加強生物技術賦能
會上，多位與會專家還探討了生物技術在中獸醫藥中的應用。
中國工程院院士、清華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院講席教授程京建議，在傳承中獸醫藥實踐醫學寶貴經驗的基礎上，加強生物技術賦能，建立符合中獸醫藥規律和特點的實驗醫學系統評價體系，解析中獸醫藥科學內涵，推動數據驅動的中獸醫藥產品研發和精準應用。
比如，在解析中獸藥科學內涵方面，程京介紹，依托微流控芯片等現代生物技術，可建立大型中藥分子功效數據庫，促進中獸藥理論和經驗傳承，用現代科學理論說清楚、講明白中獸藥的療效機制，提升中獸藥國際認可度和影響力。
“利用現代生命科學技術，特別是合成生物學技術手段，能夠助力中獸醫藥的新藥發現和發展。”天津中醫藥大學中醫藥研究院研究員楊劍認為，合成生物學技術能極大降低對自然界天然藥物資源的依賴，后續通過與其他技術結合，也能拓展中獸醫藥的應用范圍。
楊劍提出，合成生物學技術可基于基因編輯改造工程菌底盤細胞，定向創制高含藥物活性成分的藥材新材料，或組裝相關基因優化生物大分子代謝通路，以提高藥物療效。
針對不同種屬動物在飼養過程中都存在的炎癥疾病，楊劍認為，可運用多學科技術定制體外多種源靶基因編輯的類器官，平行開發中獸藥；針對老年化的動物疾病，建立分子—細胞—類器官多維度多模態動物模型，能減少試驗周期和成本。
中國農業大學動物醫學院教授許劍琴也提出，新型中獸藥創制需堅持應用中獸醫學理論和經典辨證方法，加強重大疫病標準化病證模型研究，提高證候辨析、診斷和用藥的精準性及科學性。研究人員應結合系統生物學、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等現代技術，構建精準動物疾病模型，為新藥創制提供科學依據。
許劍琴還建議，基于常見病、流行病的調研，要優先選用經方二次開發應用于臨床，推動經方現代化改良。如結合現代中藥生產工藝優化劑型與質量標準，將中獸藥制劑現代化改良為口服液、注射劑、配方顆粒等多樣化劑型，增強療效、安全性和穩定性，滿足綠色養殖需求。
“我們必須要充分利用現代科技成果，將新技術和傳統中獸醫藥結合起來，使中獸醫藥更好地適應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，一直延續和傳承下去。”馮忠武說。
